存在与语言的澄清

祝枕漱

关于“语言”，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其实，我们如此关注语言，其实质在于语言跟我们的生存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标明了我们作为有思想能力的人类的存在。我们的生存最明显的标志不在于我们“在”行动，而在于我们通过语言与人说话、沟通，而由这种互相依凭的存在方式，我们得以显示自己的“在”。人最后的凭恃其实就是对于“语言”的凭恃，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或者否定的。
语言问题缠绕着我们以及我们的生存与幻想，这种对语言的热衷，其实质就是对于人的有关存在问题的热衷与追寻。虽然对外部世界，人类的征服和践踏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可以用“天翻地覆”和“换了人间”这类词语来描述。但人的生存空间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空阔无际，它的有限以及处处受制仍然是相当触目惊心的，而且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是，人最难以突破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的本能，人的生存空间仍然是狭窄的，这种狭窄使人寸步难行。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内在的束缚，同时还越来越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秦伯嫁女”和“买珠还椟”所寓含的意义变得更加清晰与真实。
我们生存的意义全在于语言能否使我们与身外之外进行沟通了。然而问题是，虽然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定的语言作为生存的游戏规则的，但是，人依然无法沟通。在语言的膨胀、扭曲和悖论中，人生充满了无法描述的孤独和孤单。因此有人将人描述成为世界上最为孤独的动物。这种描述指示着我们，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一颗有别于他人的心，这颗心总是内在地指向自己，于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成了一种人之存在的点缀，所谓的心心相印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相对默然，在这种点缀中演化成一种自欺欺人的假像。沟能更多地是在世俗的所谓理智层面上展开，意识深处甚至无意识内的种种无法用理智规范的冲动和意欲仍然无法释放。语言仍是弱水三千，或者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法捉住事物的本质，甚至连现象的描述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陶渊明会感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禹锡也表达了这种尴尬：“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语言各有各不同的走向，象流水一样，转瞬之间，我们就无法把握它的真正含义，也难以称量，甚至不可捉摸，至于语言的表达和沟通也就更是无从说起了。
于是，在语言这个问题上，对语言的效用进行澄清这样的活动也就变得日益重要了，而且我们似乎也在向着这个目标逐渐靠近。但是，当静下心来时，我们又会发现，人的隔离与种种不可名状的痛苦、烦恼、焦虑和幻想，并没有因为语言的澄清而有所改观，人仍然要受这些隐秘的情感和欲望所折磨。语言本身是不可澄清的。就像那个著名的论题，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里一样，语言在其转瞬即逝后，再也没有澄清的可能了，即使是澄清，那也是远离了真实的事物和可能的现实。
另外，即使在一种几乎相似的语言范畴之内，偶然的错误和迷失在语言中仍然是注定要显现的，它随时都有可能改变语言的方向、方式和意图。就如“举烛”的故事，偶然的提醒成就了一种荐贤思想或行为的产生，这同样也是偶然的。曾参的“杀人”在语言的传播中迫使其母投梭逾墙而逃，宋国丁家居然在井中挖出一人也是在语言中惊动了国君差人下问。这些都表明了语言所可能有的欺骗性，这种语言传播中不可避免的迷失与偶然的错误使得语言的澄清问题尤其显得艰难，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孔子也不免要感慨：“人用心来思想，然而心也不一定可靠。”不可靠的“心”传达的语言自然使得语言本身变得更为复杂，就如一位哲人所言：“栖身于人我是非之中，便难免有这样的陌生与焦虑，便难免以不净之心度量纯洁，以纯洁之心度量不净。”也如我在《界限：语言或可能的现实》一文中所说的：“语言本身并不能表达人们透彻的悟性，语言在表达中的歪曲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人心自有的孤陋和闭塞，是人生自古而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