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枷锁”之中，而语言作为人存在的一种标识，也就成为了人最内在的一种“枷锁”，也是最无形、最贴切的一种束缚。
在“辞不达意”、“言不尽意”、“言不由衷”、“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可以言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等等类似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内心与“语言”之间的分裂，这使我们深深地体味到，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与我们的距离却是那么得遥远，这种陌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众人皆知的“真理”。语言游离于我们的灵魂之外，同时又包裹着我们的灵魂。而实际上，又是因为语言这种假定性的包裹，使我们挣扎于语言的樊篱之中而不得出。
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彼此相异的人生使我们无法真切而诚恳地互相理解，而作为生活的一种最真实的形态，语言在其中起的作用同样也是微不足道。通过语言来达成另一种人生的理解，来寻找人的某种共通本质，这其实是从一种不可能的泥淖中企图挣扎而出的愿望。从语言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存境况，也许更接近于我们的愿望，但这仅仅表明，在对人的特殊性的理解与分辨上，我们有可能会在各种虚假造作之后变得稍许诚实而审慎，然而这种诚实与审慎却并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甜蜜，因为它使我们洞见了更加无奈甚至骇人的真实。人仍然在自己的某种本性的指向和外力的牵引下行使自主，理解之上的自觉选择，程度和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并不明白自己的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结局时，在无法比照另一种人生的可能的意义时，我们已然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另一种人生现实中。仅此一点，既便是活了一辈子，也是很难了悟到的。所以选择更多是不可选择的沦陷，甚至只能是从一而终的。尽管我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年轻的和古老的，看成既处于开始，又处于结尾，总想作人类历史和所有人生的一次性完成，一次性地占有存在。但不能不承认，这是极端、不切实际地富有情绪和情感色彩的。
这个有关语言与沟通的的主题在现代社会日益显得紧迫和冷峻，因为我们对描述世界和情感的语言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知道它普遍存在的缺陷。但是又由于我们曾经希图以语言与语言的澄清来达成某种必要的理解与妥协，希图获得没有缺憾的对人生意义的覆盖，希图在语言和语言之外缔造审美化的人生，于是，我们自认为可以舍弃“语言”的同时，又不得不反转而捉住语言来求得这种愿望的实现。但这一切似乎也成了空洞的幻影，我们根本没法使语言拥有这样的完美。真正的理解与妥协，加上没有缺憾的语言覆盖，对我们来说，在整个生存状态中总不免带有一种过分奢望的成份。真正的现代审美性的人生反而成了一种受难的象征，我们的沟通因而更多地浮游在表面，内心的审美也就变得更加不切实际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人只能而且也必然要回到没有了分别的众生平等的起点上。这当然不是要求一种枯木死灰式的人生，也不是要消泯任何意欲和心量，而是人所应该有的于人于己的宽容识见。枯木死灰是否是人生一个更恰当的起点和一种更加完善的境界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释或解答呢？
四百多年前，李贽说：“圣人也没有什么异样，圣人只是一个不说空头话的平常人。”
时光在流逝，语言仿佛成为了我们一个既无法摆脱又无法征服的怪物。想起不肯说话的杨朱，他的聪明之处也许不仅仅在于他的无言。当我们理解了语言时，我们是否可以把人生之路设计得更好更完美？但问题是这种假设是否能够成立？于是，我们又可以质问，当世界最后只有也只要求有具平常心的平常人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