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姓实质上是从自觉的无性状态中跨出第一步而进入有性状态的。伴随这个神话而来的就是人类所面临的那种可以称之为永恒的尴尬：在教士庄严肃穆的黑色长袍掩映下，维纳斯娇艳鲜活的胴体总是有意无意地唤醒人们的注意。这种尴尬之所以永恒是在于人们对性的“幻想”并不能完全被黑色长袍所掩盖，在不得不如临深渊地聆听关于诱惑、关于欲望、关于从头到脚的满身罪恶的“功课”的同时，种种诱惑与欲望总是如影随形、相伴终始，它对“功课”的挑战使人们不得不暗示着神圣与洁净的教堂钟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其中最基本的诱惑、欲望和罪恶就是关于性的。只有排除了这种诱惑和欲望，精神才可能是欢乐和崇高的，理性才可能澄明，生命才可能圣洁。
这是基督教时时提醒世人警觉的教义。然而遍观寰宇，既便排除宗教不论，也几乎很少有一种成熟的文化不充分地发展了种种禁欲和驱魔的训诫。我们至今还保持着某种对性的“神秘”、“丑恶”、“羞耻”、“负罪”、“忧虑”的感受，就已经说明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宋明儒家有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诫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对道德的深沉规范以安置人间的秩序，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性的“蔑视”本身就隐含了“羞耻”与“忧虑”相混的焦躁和无奈。而这一切与如此这般的文化熏染有着必然的联系。
似乎又不止于此。
也许，性的快乐以及紧随而来的羞耻感、丑恶感，体现了生命内部某种隐秘的波浪式的律动。伴随着性的活动所呈现的生理上的亢奋、平淡、高潮、低落的起伏，人本能地感受到了足以相互抵消的欣悦和沮丧、充实和空虚，在这种体验中，人们发现在上帝创造人与人的欲望的同时，并没有将永恒赐予人类。对生命与灵魂的永恒追求由此变得空洞无物，为了免除这种潮起潮落所带来的空虚与绝望，其折中选择便轻而易举地导致了节欲和禁欲文化的繁荣。即便没有这种种的严格规范与控制，我们也仿佛天生地就能体会到那种纵欲的狂喜与悲观，体会到节欲、禁欲的冷酷、踏实、中庸和崇高。问题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消除“性”的召唤，它与“主”与“生命”甚至“死亡”，不可解除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充分的裸露与充分的隐蔽、极端的放纵与极端的压抑，不可理喻的自虐、施虐与受虐……种种背反而又相互依存的生命现象，都从“性”的基点向整个社会和文化辐射。有“性”的生命成为了所有幸福所有罪恶的本体。于是，生命最美丽的呈示是性，最丑恶的呈示是性，最公然的呈示是性，最阴暗的呈示是性，性意味着生命的旺盛，一种无性或者“弱”性的生命不是发育不全就是走向萎缩了。性意味着生命的堕落，它沉湎于它自己，不计其余。性意味着不顾一切无限风光的本能。性意味着抑制、冲决、破坏和死亡。
关于性的文化，也许是任何一种文化中最核心的成份，所有的文化与文明的差异，都有可以从性文化的差异中找到解释。一个社会的专制和民主程度，肯定会折射出性的专制与“民主”程度。一个强调无性或者中性的文化的国度，可能是糟糕的，至少，对于它的不可能没有性身份和性愿望的人民来说是如此。一个对性充满了集体羞耻和集体罪恶感的民族，也许是一个纯洁、安分、守成的民族，更可能是一个阴郁、乖戾、保守而不乏邪恶的民族。专制程度前无古人的明清两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遭际勿需多言，但我们在归咎于王朝的统治者与官僚集团的昏庸无能及外部势力的强力冲击（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有关下层民众愚钝麻木之类的理由）的同时，是否还会想到诸如对性的保守本身就意味着“文化上的保守”呢？至少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时代同样也是个将禁欲置于国家法典和各种王朝褒奖惩罚条款之上的时代。而且在文末还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明清艳情作品的数量也远超各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